刊登日期 : 2026-09-25
左文襄公不僅僅是一位軍功卓著的戰將，更是一位學識淵博、思慮精深的學者和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左宗棠才是中華學術傳統真正的理想人格，體現着中國傳統學人「上馬打仗，下馬治國」的價值觀。
左宗堂文明觀：長治久安 文教昌明
就「左公律」而言，同樣需要說明的是，作為方法論概念的「左公律」，依託於左公的文明觀，也就是對文明之為文明的一般性認識。「長治久安、文教昌明」8個字差不多可以表達這種文明觀的精髓，文明無非是長治久安以文教昌明，以及如此呈現出來的人類共同體樣態。
這樣，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作為方法論概念的「左公律」了。作為學以致用的典範，左公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正是他關於長治久安的戰略思考。光緒三年（1877年），他在《遵旨統籌全域折》裏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新疆、蒙古、京師不是孤立的地理板塊，而是唇齒相依的安全鏈條。這可以說是在當時的語境中對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戰略內涵最簡明扼要的表達。
然而，西北「廣莫無垠，專恃兵力為強弱，兵少固啟戎心，兵多又耗國用」。只靠軍隊駐守，人少了招禍，人多了耗錢，是個死結。左公的解法是屯田實邊、兵農並舉，在河西走廊等地廣興屯田。他還提出因地制宜的治理原則，主張「長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着名的「左公柳」便是他在西北築路種樹、改善生態的明證。這種以長治久安為目標的綜合治理思想，是左宗棠邊疆治理實踐的核心體現。
但左公的考慮不止於此。在收復新疆後左公力主新疆設省，從軍事管制轉入與內地一體化的郡縣治理。同時他通過「廣置義塾，先教以漢文」、「興辦義學」等舉措，使制度與文教並舉，實現精神上的深度融合，以期「長治久安」。他深知，只靠軍事手段維持邊疆，終非長久之計。因此，他在新疆各地設立義塾，推廣文教，以中華文明認同鞏固國家統一成果。
文明統一性內在要求通過文教昌明來實現制度與精神上的深度融合。沒有地緣安全，長治久安無從談起；沒有長治久安，文教昌明終究是無根之木。我理解，在左宗棠看來，這才是中華文明大一統而綿延數千年的底層邏輯。因此，應該把這樣的規律性認識，提煉為「左公律」。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統一性問題事實上缺少概念化的努力。我覺得，作為一個方法論概念，「左公律」的提出，應該有助於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統一性和連續性以及二者的內在關聯。
外國學者以「小中國」格局解讀中國文明 忽略西北邊疆
（編按：談及外國學者戴蒙德「斷裂土地假說」、妹尾達彥「內外中國」等解讀中國文明格局的經典理論，王獻華指兩個理論都很有名，但在「何為中國」這個問題上，其視角偏差也是根本性的。）
我用兩個比喻來講。
先說戴蒙德。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裏提出，中國容易統一、歐洲長期分裂，是因為中國地形平坦，黃河長江兩條東西向大河像天然「傳輸帶」，利於統一；歐洲則被山脈、海灣、半島切割得支離破碎，註定分裂。這個「斷裂土地假說」流傳極廣，2023年《經濟學（季刊）》還刊發了一篇量化研究此問題的論文，把亞歐大陸切分為28822個六邊形網格，用數學模型類比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1500年的政體演化，隆重給戴蒙德的假說做了一次核對總和升級。
這篇論文在方法上也許精緻，但它對「中國」的界定實在暴露出要命的問題：他們把「中國」定義為長城以南、青藏高原以東的1,415個網格單元。這就好比研究一個大家庭的興衰，卻先把家裏一半的成員開除出了家門。按照這個模型，霍去病封狼居胥、班超經營西域、唐太宗設安西都護府，全都不屬於「中國史」。這不是在闡釋歷史，這是在裁剪歷史。
再說妹尾達彥。他的《長安的都市規劃》提出「內中國」（漢族農耕核心區，按水系及流域盆地劃分為8個地理區域）與「外中國」（滿洲地區、蒙古、新疆、西藏四大區域）的二元框架，指出長城一線是兩大空間的接觸帶，「大中國」政權（唐、元、清）與「小中國」政權（宋、明）交替出現，而「大中國」政權的王都如長安、北京都坐落在內外中國的分界線上。
這些觀察相當敏銳，但問題在於，統一的中華文明究竟是「小中國」的政治整合，還是「大中國」的空間塑造？這種框架把「內」與「外」當作靜態事實來描述，卻對這兩種空間為甚麼在動態的歷史進程中長期整合為同一個文明共同體不置一詞。
把它們放在一起看，共同的病灶就清楚了：它們在不同程度上都默認了一個「小中國」作為分析的起點和終點。廣大的西部在它們的視野裏要麼是無關的背景板，要麼有意無意被貼上「他者」的標籤。但真實的中國史恰恰相反：邊疆不是文明的邊緣，而是統一的中華文明必不可少的部分；不是可有可無的「外部」，而是塑造「中國」之為「中國」的有機內容。
左宗棠補上理論短板：保新疆才能衞京師
「左公律」恰好補上這塊短板。左宗棠講「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從一開始就把西北邊疆放在國家整體與文明命運的核心位置來考量。「立國有疆」的「疆」，是涵括「不穩定地帶」兩側完整國土的半邊天下。以「左公律」為方法論，研究的坐標系自然從「小中國」切換到「大中國」，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和連續性自然是「大中國」的統一性和連續性。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要深刻理解中國疆域一統、文明綿延、民族融合的重要性，我想首先需要對在「長治久安、文教昌明」這樣的文明觀之下，以左公次序分明但二者並重的實踐所展現出來的歷史必然有所認識。中國必然是「大中國」，「大中國」的長治久安有其內在必然，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也必然是「大中國」的連續性。
但正如左公的實踐提醒我們的，在「左公律」有關長治久安的內容之外同樣重要的是，「立國有疆」之後，還要「合時與地通籌之」：建置要因乎形勢，文化要深入人心。
漢唐為甚麼只「得中策」？因為它們雖然也暗合生態、地緣、建制的邏輯，但在「文教昌明」方面有所不足。疆域一統並不僅僅關乎地緣安全，更考驗動態的治理能力。邊疆的穩固，最終靠發展、靠人心、靠文明，而不能只是單純的制度一體。
在對「何為中國」的不正確認識之外，傳統地理決定論用「地形破碎度」解釋歐洲的分裂，言下之意是中國的一統是佔了地形平坦的便宜，其實不值一駁。如上所述，「左公律」同樣充分考慮地理樣貌和地緣邏輯，但絕不是簡單的地理決定論，而是在長時段之中全方位動態考量人地時空的認識。簡單來說，中國的統一不是地理饋贈的免費午餐，而是靠制度與文明，靠多少如左公一般「不因禍福避趨之」的先賢的見識與作為掙來的。
從中華文明主體解釋「何為中國」 因地制宜作現實治理
至於「左公律」的當代價值，我想強調兩點。
其一，在認知層面，「左公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植根歷史實踐、可以有根有據地加以社會科學化論證、真正從中華文明主體性出發的理論概念。長期以來，解釋「何為中國」最有影響的概念工具多來自域外，或多或少都帶着「小中國」的預設。「左公律」植根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與思想傳統，把理論話語的自主性牢牢建立在中華文明的主體性之上。
其二，在實踐層面，左公「因其所利而利之」的因地制宜發展思想，「設行省，改郡縣」以郡縣制取代軍府制、以及區分軍屯與民屯的制度創新，對邊疆治理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歷史智慧不是博物館裏的陳列品，而是現實治理能力的重要資源。
（轉載節錄自微信公眾號《共域世界史》，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王獻華，標題和內文經編輯整理）
延伸閱讀：
